来源：豆瓣，对格式略有整理，本文发布于2009年。
最近重看《走向共和》以及看了一些关于民国、晚清的文章，很有感触。中国是个从来没有停止过折腾的国家，总是在绕弯子了想图省便，吝啬抗争，结果比任何一个开明国家走的更曲折、流了更多血。一个民族经此曲折，至今依然矛盾重重，很难相信中国人总在表扬自己的有智慧。一些感触散乱记下，供学史的人一笑。
一、慢一拍
以前人家说中国和日本一样维新，结果甲午一战，优劣立现。我说其实起点是不一样的，日本经过倒幕归政天皇，旧势力应该说是经过一个大的清洗，所以理论上是一个新的政权，所以政治上的包袱是很轻，加上明治天皇勤勉，一国人齐心，少壮派当国。维新的相当成功，而中国的是在旧瓶子里装新酒，太平天国并没有改变政治体制、社会格局，某些程度还加强的旧势力的反扑心态，虽然受鸦片战争及镇压国内起义催生洋务派的一时风气。但曾、李、左、张等人老成持国，万事讲究稳妥，有个同治中兴的成绩就颇为自许，并不晓得自己所处的历史当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在变，这期间，普法战争、美国南北战争都此起彼伏，某个程度给清朝一个喘息的时间。洋务派以为自己在进步，却不知道人家进步更快。所以到到中日战争一检验，中国输的非常干净。
这里说有个体制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假想，体制里的人是想改良，但涉及自身权势的时候，很难改变，要是太平天国灭亡时候，曾国藩振臂一呼，国家为之一变，政治洗涤一清，也未必后来不是日本人的对手。这个只是假想，曾国藩或知不可为或与民休息或道德文章约束及其他顾虑，却不知道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就慢了一拍，这要命的一拍。
二、文化的判断
首先我从小就怀疑我们的两千历史并非封建主义，从小时接受的政治学分类而言，封建社会只在周朝及以前。秦以后，应该是非常鲜明的帝国主义状态，王权至上，以知识分子为社会行政主体并掌握话语权的中间阶层，及广大农民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从帝国幅员广阔的大陆国家形态而言，有扩张的欲望但并不强烈（这一点与今日之美国多有相似，有领袖欲而少领土欲），更多在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大心态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家思想中，开疆辟土的现实意义就不过是一种完成统一的王权责任。所以秦、汉、隋、唐、明（即使包括赢弱的宋）在帝国初期无不四处用兵，极力扩张帝国，而扩张目标，却仅以恢复先朝疆域而已。
中国只有王权，没有神权。所标榜的帝国核心价值为儒学，接受儒家的方式是学，学则可疑之，疑则少诚，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思想根源其实是道家。道强调的是变化。所以中国擅长变与不变的学问，功利心强于道德。对于中国人而言，即使是皇帝替换，只要顺乎天道，也无不可。至于天道，那就是个表面文章了。以至坚贞者罕见，变节者众。比如五代冯道，在乱世当中的生存学问今天看何尝不见得没有道理。
西方国家多有宗教信仰。王权神权并立，接受宗教的方式为信，信极则轻生，可以坦然赴死。所以若干世纪来传教的热诚可以夸张到十字军这个程度。传教可以说是文化侵略，但价值观的世界大同也未必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化理想。只不过事及当世之人只有切身之痛。
所以这里要说日本是个很奇怪的例子，在文化上，毫无疑问和中国一体，但更要纯粹一点。道的思想也未必没有，但只及花草茶饮。于为人处事，还如儒家一样强调状怀激烈。从体制上，日本倒是保留封建的状态几乎到幕府结束，只不过幕府时期藩属大名略为式微一点。另一点，很有意思，政权代表为将军，神权代表为天皇。这点而言，日本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信仰使全国的价值观统一，这也日本顺利变革的原因。甲午战争，与中国，可说是变革的失败，也可说是文化的失败。因为此时中国人甚至没有国家认同，失败是皇帝的，与百姓何干。
三、民族问题
前面说中国人没有国家概念，甚至也没有民族概念，太平天国的号召里就没有特别强烈的满汉区别。曾国藩的镇压也就没有太大的民族情节，所谓满人走狗恐怕是中国人日后的好恶方式。
太平天国的目标非常混乱，但有一点却前所未有，就是破坏中国文化。这点可说是开坏风气之先，日后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没有太平天国的余毒影响，之前还有五四期间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及否定。
太平天国的方式自然不是曾国藩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可以忍受的。所以说曾国藩与其保皇，更不如说是卫道，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武斗，结果是曾国藩所代表高级或高层知识分子略胜一筹，但可惜这也高级或高层知识分子的最后一场胜利，约100年后，国共之间的斗争以共党所代表低层知识分子获得胜利，胜利的方式很大程度在于对于农民的组织。除了彼此之间的天然接近以外，强大的组织能力也非高层知识分子所能掌握的。
民族问题是有了国家认同的后的新问题，孙中山后来把“驱逐鞑虏”改成“民族主义”到后来的“五族共和”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淡。中国人有很大的兼容性和适应性，以中国人哲学而言，置之不理往往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一旦放到桌面就再无回旋。今天的民族问题其实也如此。某些骚乱费那么劲折腾无非换取一个重视。
四、说话方式
世界乱的时候，就是中国人的机会，至今依然，同治中兴如此，一战期间的民国十年也是如此。后面二战缠斗其中，却籍此摆脱半殖民地命运，接着冷战中于美苏之间长袖善舞连横合纵，到现在金融危机中国的世界救世主表现。但可惜的是，每一次，机遇都把握的不够。
清朝想宪政的时候，汉人已经不答应了，所以武昌起义，袁世凯当国的时候，孙中山偏要与他斗，当然这个问题说来复杂，其实无关是非，却开启一个流血的说话方式的时代，此后中国人有革命勇气，却无协商改良的耐心和涵养，血流干，结果现在还有人怀念民国，说起码那当时氛围还是宽松，政治家还是开明的。经过一个轮回，国人开始意识自己是不是走复杂了，这个圈非但没有把自己走出光明，甚至还没有把自己走回去。体制的问题显而易见，一个大规模的彼此不信任情绪正在扩散。原来说历史是最好的教员，但显然中国人从来没有在历史当中学到过什么。两千年王朝更迭变无可变，马未都言中国人的封建体制2000年未在制度上破产。这个东西给中国人带来的是文化上自信心，所以迷恋传统，即使而今传统不复，还要举着恢复的大旗给社会主义注入中国特色。
清帝逊位袁世凯当国其实是中国一个很好开始，但也许就是来的太容易了，也就不会珍惜不去思考，今天杨度和梁启超的体制探讨还是意义的。他们其实都看到欲速则不达这个道理，都想到以某个方式去防范问题。可持续和稳定才是中国有所发展的根本。所以当时开明专制未必不是好事，革命家想一步登天，却没有想到乡间民众内心2000年训练出来的麻木和漠然。于是革命成了革命家的私欲，专制却成了一个共同掩饰的持续事实。
袁世凯是有本事的人，但可惜的是，太有本事了，以至无人可以牵制。总不能看着你通杀全局，所以我推翻牌桌，讲话的方式变了。想来真的很可悲，慈熙不和光绪好好谈，成就了戊戌六君子。袁世凯和孙中山不好好谈，结果是二次革命却只成就遍地军阀。蒋介石和毛泽东不好好谈，结果是三年大规模的内战以及民主历程的彻底夭折。中国始终没有养成谈判并尊重谈结果的习惯，也许身怀利器就不懂得克制了。
五、阿Q主义
鲁迅总结中国的特色就是阿Q主义。一个善于自我解嘲的民族，一个没有信仰所以也不抗争的民族。当然，这也怨不得。历来成王败寇，胜利者通杀。无论你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成就只是这个赌局中的胜利一方，与旁观的百姓几乎无关。而且翻盘过于频繁，百姓已无法有无必要表态。所以今天去想小时候接受的那些关于农民起义的历史观简直就是屁话，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从来无关阶级感情，什么所谓解救劳苦大众，想的也就是自己做皇帝而已。一个被剥削阶级成为剥削阶级的奋斗史而已。所以军阀时代只是这个浓缩历史的现实教育，犹如唱戏般你来我往。也造就彼时军阀的涵养，以及小百姓的自我宽慰。中国百姓没有学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说高层一直也没有在乎过。
曾几何时，台湾带给我们希望，但当百万红杉军也没有让陈水扁下台的那刻，我一度怀疑所谓民主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还有就是群众的大多数是不是在正确选择。是的，陈水扁是进监狱了，但这不能不让人感觉是政权更替后的秋后算帐。
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后学生尸体前长跪不起，而后专意念佛，坚持吃素，这是一个时代最后的内疚，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惺惺作态，这以后，惺惺作态也不复了。我们陷落在拜金主义当中，全民堕落。
六、为什么总是失败
中国的近现代史充满了失败，各种各样匪夷所思但又理所当然的失败。不过政治家们总认为处在伟大的不断胜利当中。我们的胜利往往是对错误的纠正，但我们总不反省为什么老是在犯错误。我们忽略错误，而后夸大胜利，比如比较值得拿出来一说的抗日战争的胜利，14年的斗争2000万军民的死亡大半个国家国土沦丧换来的价值恐怕最多是对日军的所谓牵制。胜利应该属于原子弹，当然有我们的功劳，但全部是苦难。
失败从清朝开始，但把清朝的灭亡和明朝的灭亡放在一起比较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这么说，明的灭亡还是有一定偶然性的，比如北京没有被李自成打下来（据说是因为一场瘟疫使守城明军丧失战斗力），或者说刚烈的崇帧皇帝逃掉而不自杀，再比如太子可以逃到南京，明帝国准备了终其一代的陪都结果并没有让正统的接班人用到，也正是这个所谓正统问题导致了晚明内斗的血腥而可耻的18年，不过怎么说接班的清帝国讨了一个老大的便宜。
那么清帝国就没有这么幸运，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12年宣统退位，帝国就没有消停过，而且是 钝刀子割肉，一点一点把一个内政原本非常强势的大清搞到奄奄一息。外部是两次鸦片战争，接着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国都被打破两次，割地赔款不胜举数，内部是太平天国、义和团、捻乱、疆乱、保路运动、革命党，政变搞了两回，前者处置了八大臣，后者搞定了六君子。洋务也搞了，新政也弄了，最后权臣当国，孤儿寡母总算和平退位。如果不是冯玉祥破坏协议，驱逐溥仪出宫，也算是不幸中的一个万幸结局。
清钻了明末天下大乱的空子，轻松取国，老实说也没有因此放松警惕。终清一代，应该说皇帝都很勤勉，行政也强势，为了不蹈元末帝奔回草原的覆辙，也一直上紧满汉大防这根弦。但结果还不得不依靠汉人维持帝国最后的一息尚存。这形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悖论，一是汉人要驱满，一是维持下去还要靠汉人。所以这也成了中国最后不能实行君主立宪的死局。作为精神象征的最高领袖是异族人，而异族人近300年靠的是文字狱加铁腕而维系的统治，现在君主立宪却要剥夺这个异族君主的权利，让清帝象日本天皇一样万世一系的搞下去。显然不现实。上面说才12年冯玉祥就撕毁协议，不再优待逊帝。但我忽然一想，中国历史上，又何尝有哪个亡国之君得过优待。或者，这就是宿命。
那么彼时的政治体制究竟该如何是好呢？其实明白人很多，杨度是其中一个。宿命的是，他提出来的依然还是君主立宪。他的《君宪救国论》说：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他的理由是：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
鲁迅的一些小说也验证了杨度的论点，当时的民众无所谓革命者的理想，他们要的只是处决的革命者一腔热血去救治疾病。而势力相当者互不买帐。中国人只服从不合作，至今依然。对于坚定的君主立宪派杨度来说，排除清帝，当时的状况就没有其他皇帝给他做政治实验。于是他想造一个皇帝出来。于是就有了袁世凯临终前的“杨度误我”。
除却戊戌变法出卖光绪这一节存疑的历史暗影以外，洪宪登基以前的袁世凯还是此时最具威望和手腕的领袖人物，可惜与西汉王莽篡位的结局如出一辙，这又是一个悖论，位极人臣却不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洪宪随着登基威望和能量随之烟消灰灭。君主立宪的两个可能性就此终结。接着各派势力相争，到45年国共谈判的时候还不能就联合政府达成一致（一个障眼法的表面一致是达成了），非要伏尸千里，流血飘杵，争一雌雄才善罢甘休。想来当年灰心的杨度还是风清云淡的看高一眼做千古之评，挽袁世凯：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近百年后看此联，唏嘘不已。
七、变法棋局
我们处在一个改革的年代，所以对于变法有天然的亲近感。我们的历史教育也是如此，将变法人物一律树造成英雄——有点悲情的英雄。 但现在我们重新去看历史，忽然发现，其实中国历来的变法，几乎没有成功过，除了秦以前诸侯国的变法有了一些作为，比如商鞅。但气短的是，同样的是秦法严苛，偏居一隅的秦国可籍此统一六国，但秦朝时却被两个因惧失期的士兵一呼而天下应并由此灭国。 而且变法人物结局令人唏嘘，商鞅车裂，吴起射杀，王安石罢逐，康、梁避国，谭嗣同六君子赴义。所变之法，历来褒贬不一，甚至贬大于褒。何至于此，我分析有以下四点：
一是欲速则不达，变法之人觉得沉疴累累非雷厉风行不足以横扫积弊。但不知道积弊也是成年累月一点点形成的，解决起来自然不能一撅而就，治国本如烹调小鲜需慢火细炖方可火到肉烂。但革新心切之下一但稍受小阻则无所不用其极。事情做过了不但一无所成且误国害己。
二是众口难调，中国幅员广阔，各地风情民俗各不相同，往往一个政策都经各地的长久消化，形成每每不同的行政方式，也有了彼此情况不一程度不一的问题，但革新者研究问题又很难做到采样完全，视界广阔。所以治甲地的成功经验并不能完全套用乙地。若因乙地之不适用又做少许改良。结果乙地未必买帐，甲地又感受不足。以单一政策实施全国，必然举国不安。
三是一相情愿，变法者以为是为天下计，但事前动员不足天下人并不受用，改革执行者立功心切，又置若罔闻实施中的不协调声音，结果怨声载道，好心彻底做成坏事
四是伤筋动本，这点最难做，改革说到底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必然触及即得利益者的神经。现在我们总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问题，觉得改革必须要与旧势力斗争，且不知做联合旧势力的尝试。你侵犯别人利益，别人必全力反抗。；力量都消耗在内斗当中，一个社会离心背德又何来进步。所以也造就了变法人物的悲情结局，陷入因果报应当中，殊为可惜可怜可恨。
还有一点放不上台面，但也值得一说，就变法的人人品都不怎么样，吴起杀妻求将，商鞅被司马迁说成天资刻薄人，王安石偏持，所用章淳和蔡京之流都是大奸之人，康有为日后的固执保皇，伪诏，及改谭嗣同绝命诗以标榜自己。非无大功利心的人不会轻易思变，有功利心则被功利熏心。变法也就常陷入道德及现实皆不接受的地步，举步维坚最后泥足自封。
这里还要说晚清戊戌变法说到底是书生误国，且不说所议之法日后在慈熙袁世凯手上多有所成，说明变法其事还是可为但其行则难作为，就说这邀袁世凯所谓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这条而言，可见康等极度缺乏政治智慧。即便是成了也必被旧势力反扑致使中国大动荡而陷于分裂当中，被环视四周的列强鱼肉。就说袁世凯这人，怕也不是这数个书生能掌握得了，无非复制东汉董卓故事而已。
最后说我们现在的改革非变法，则不过从一个非正常的年代正常化而已，所谓拨乱反正。只是如一个久居屋中的人，一日你放他出去走走透透空气，走的时间久了见的东西多了，就必然有在屋中不曾有的想法。此所谓人之常情，至于有没有大智慧去解决这新的想法，唯祝愿有之。 但有点可以肯定，就是这黑屋子，再也不可走回去了。
八、浅谈中日变法
1853年，太平天国正式建都南京，流寇终于蜕变成为敌对政权，对于清帝国来说，肯定是一个最大的噩梦，而且很不幸这个噩梦还做了11年。但1853年这年对于日本的德川幕府来说，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四条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军舰擅自在日本浦贺港口停靠，史称黑船事件，当时日本的震动非常之大，今天的许多日本电视作品上，还描写那时年轻人在目睹港口上耀武扬威的军舰的愤懑。但日本人愿赌服输的性格发挥了正确的作用，他们很快学会知道自己与这世界先进力量的区别，并清醒认识到问题出在哪里。
大约7年后，伟大的清帝国又一次被一支不到2万人的外国军队打破国都，并且据说经过清军英勇抵抗后以近2万人伤亡代价只打死了这支侵略队伍12个人（有说4人）。可怕的是这还只是不幸的开始，这以后还有源源不断的对外战争失败。以至百年后依然盛行一个词汇，叫做“崇洋媚外”，这个词汇后面的现实是数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洋人的迹近遗传的恐惧。
与之比较，日本，我们总蔑称为“小日本”的国家，很好的发挥了他的小巧，他们没有炸沉那些停泊在港口的军舰，虽然之后也在“攘夷”的口号下与外敌发生零星冲突，但很快他们从不断的挫折当中发现了差距，所以首先是那些发生冲突的藩如萨摩等开始意识到的是另一个问题，即是这个社会制度已经发生问题，他们没有象我们那个著名的也不能说没有气节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深厚的理学的理论基础指导下“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并最终成就自己的“海上苏武”。而是发现问题的源头在于腐败落后的当国者——幕府将军。于是义无返顾彻底的开始颠覆“倒幕”战斗。这时候，清帝国也开始了自己的反省，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下开始洋务运动，那些绝对算上是优秀人物的一代帝国精英从维护帝国的角度进行了纯粹技术层面的改良。好比两个同样严重的病人，一个进行了休克式的外科手术，另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服了几剂汤药做了简单的调理。两者的恢复情况在一场甲午战争得到了比较。又几年，在康有为等低级官员及士人驱动，中国学习日本进行新的一轮维新。一个新的不幸。
日本和中国都是以士为主要社会中坚的国家，社会的变革往往也靠这这些士人进行推动。所不同的是日本是武士，而中国的士在秦以后社会大一统所以崇文抑武的情况下早就退去刚武色彩变成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
日本有着很长的与我们的春秋战国相似分裂状况，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需要大量人才，所以各样的士人“学得文武艺、贷于帝王家”，周游列国，到处游说，所以造就了当时灿若群星的诸子百家。日本一样如此，武士们有着很强的建功立业思想，且自身就就具备力量。并且经过近300年相对稳定的“幕府时期”，造成武士大量失业。这些人也变成了社会不稳定因数。当他们推动社会变革的时候，能够不畏死的身体力行。这些力量汇聚在尊王的旗帜下，又符合日本社会一贯的儒家思想顾及的传统。于是果敢、舍生、服从及共鸣成就了日本一个新的时代，成就了在日后岁月的一个长久不败，是的，长久以来我们都认为二战已造成了日本的绝对失败，却不知道在这个契机又让日本获得新的成功。从失败中学习。中国似乎从来都学不会，但日本的机遇总是从失败开始。
反过来看中国的变法，首先说洋务运动是帝国高层的不得已而为之，处处体现了一个居高临下的倨傲。而戊戌变法的党人，则又呈现出一种想当然的天真与实际操控帝国政局的笨拙。变法内容与日本比较起来，还不曾有十分触及骨肉的变革，但已经引发了朝野的极大反对。自以为 有皇帝的支持，又不去做民众的发动，时至今日，民众的思想未必比前清进步多少。而后面对保守势力的反扑，顿时失去了一个应对的从容和优雅，这里要说帝国的文人实在想象力丰富，100年前有个曾静，仅以川陕总督岳钟琪姓岳，想当然该是是岳飞的后人所以就一定要反清。100年后，这一堆同样杀气腾腾的书生们拍脑袋一想，觉得袁世凯练的是新军，思想就一定是新的。从常识想，素昧平生，一见面就劝你政变。我是袁世凯，也不会答应，很简单，与主义无关，从这堆人的卤莽和贸然也会想到事不可为。事败后，除了有任侠之气的谭嗣同慷慨赴死，而作为领袖的康有为、梁启超则带着足够的政治资本仓皇避国。若干年后今人议及，还把个失败原因冠在袁世凯告密的头上。真是国人大愚昧。
变法的结果是日本栖身强国之林，虽然一度因疯狂而偏失，但整体来说，还走在正确的发展的方向，而中国依然陷在传统的“枪杆子出政权”的中世纪的丛林生存法则当中，以武力发表意见。或者在另一个金钱至上的语境当中醉生梦死。
怎么办，这是问题。
九、帝国最后的风度和雅量
上次提到的那个叶名琛，官做到两广总督，抗英战争中以“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态度著名。现在的史料表明，其人并不如我们一直接受的印象那样颟顸、愚蠢、怯弱。曾积极的抗击侵略，城破被俘后，叶名琛被英军押解至印度加尔各答，咸丰九年四月初九吃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不食异乡粟米绝食而亡，死于印度加尔各答囚禁中。《清史稿》记载“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叶名琛死时人有挽联：
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
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
一个享尽尊贵的大人物被俘至异国他乡，据说曾囚于笼中任人观赏，该是如何一个大羞辱。绝食而死又需要如何大的勇气和毅力。但因为政治需要，所以一直丑化叶名琛名誉至今，再想想，中国的历史评说何尝有过一天公正。
王闾运学帝王学，学帝王学的没有帝王可辅佐也是十分郁闷的事情，所以太平天国将亡的时候去劝曾国藩自立。据说当时曾国藩听完一声不吭，只在桌子上手指蘸水划字。划完后起身而去，王闿运凑到跟前一看，依稀是个 “妄”字。劝曾国藩自立的人很多，于是曾书联自表：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我想他也未必去筹划此事的各个可能性或因觉得事或不成而放弃想法，而是他根本也没有去想过。有武力的人放下刀即是对天下人的慈悲。十四年的举国刀兵，生灵涂炭使真有道学的人身心具疲，所以放下也是大智慧。蒋介石云近人中独服曾文正公，放细处看，也发觉两人多有相似，如日记中严格律己，几乎苛求自己向善。但比较起来，蒋公还是缺了那么一点量一点权变。如西安事变后捕已随自己回南京的张学良以法律处之。有维护法律公正这点是好的，但却忽略中国为人情之国，守原则而不顾舆论终使之形象大失。
或许蒋公失国也是必然。
曾国藩手下大将彭玉麟，幼年尝与一少女梅姑有白头之约，后女之父母将女另许他人，女竟殉情以报。故玉麟伤之，暇辄画梅以志不忘。一个刀光剑影里活下来的百战将军，常萦胸怀的竟是幼年时候如烟花般谢去的至情女子，想彭玉麟之画：枯树梅花，又映得内心何等的一片皎洁。 后人事功有及之者，有用情及之者。事功用情皆及者，我估计再没有了。
鉴湖女侠秋瑾事败被捕，全国舆论沸然，几乎没有一家报纸没有发出哀惋和抗争之声秋瑾知死不可免，便提了三件要求：“一、准许写家书诀别；二、不要枭首；三、不要剥去衣服” 山阴县令李钟岳私自许其后两条，并告秋瑾“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秋瑾去后，李知县自觉“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最终 自缢于屋旁，终年53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另府署刑席陈姓者，以办秋瑾案为不然，竟告病辞去。有时人公议，有个人品行。为帝国留下了一点是非观和羞耻心。
汪精卫少年时谋刺清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后尤赋诗鸣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何等英雄。此案由肃亲王善耆审理，但这位王爷为汪精卫事迹精神所动，竟保全了他的生命。 一个垂垂欲坠的帝国，还有保全敌人的雅量，于大时代无情变革当中算有了一丝人的味道。
十、民国暗杀何其多
中国似乎是一个有暗杀传统的国家，但几乎所有著名的刺客都在司马迁的《刺客本纪》里面了，换句话说，在秦一统以后，刺杀或有耳闻，但已经不能对历史产生特别大的作用。造成刺杀日渐式微原因，我分析了一下，一是觉得在冷兵器时代，刺杀一个人起码要在一臂距离当中，所以对刺客的武功要求极高，但即使再高成功率也是极低，而且即使成功，刺客一般也很难全身而退，国家统一，燕赵已无，慷慨悲歌之士也雨打风吹去了。所以人才难得。（当然有射箭可能，但一般用于两军对垒当中，太平时候，硬弓肯定不如匕首好隐藏。至于暗器，呵呵，武侠里的事情吧，现实中鲜有听说）。一是国家已然很大，但资讯并不发达，刺客认不认得要刺杀对象且还难说，被刺一方也能常迅速掩盖事实，使刺杀效果并不能最大化。还有就是刺杀毕竟属于阴谋，除了象三国孙策被许贡门人刺杀这类属于仇杀情况，很多如烛影斧声这类事情，也不会写入信史，只剩一个道听途说去丰富你的茶余饭后了，至于事实是什么，鬼知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刺杀已经大多不是以弱刺强，被暗杀的更多的是政治失意之人如前代之君，失意王子或下台官员。属于追打落水狗，也无什么道义可言了。
但晚清民国之际，暗杀事件忽然空前密集起来，这一方面要拜火器发展起来，虽一般人，只要会扣动扳机，扔得出炸弹都可以去刺杀。晚清帝国毕竟已久，革命党只如燎原星火，以微弱之力抗击强权，也只有针对个人去搞肉体消灭搞搞暗杀。所以暗杀盛行，许多留日学生日夜研究日本的倒幕维新历史，恰恰这个时间也是日本暗杀最盛行的时候。如17名水户藩、萨摩藩武士樱田门刺杀大老井伊直弼。另外日本这个时期搞暗杀的也都并非无名之辈。著名如高杉晋作、伊藤博文、木户孝允、久坂玄瑞、坂本龙马都搞过暗杀。其中坂本龙马刺杀胜海舟，自己最终也被人刺杀（有说是新选组）。这些都给那些留日的中国热血青年一个启发。许多学子陆续回国，也就踏上了暗杀不归路。至于暗杀到底给灭清带来多大后果。这个很难讲。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撼动帝国基础。因为实际大人物被刺杀的毕竟不多，而孙中山等人发动的若干行动犹如蚂蚁攻击大象。给自己同志带的损失可能更大。但从暗杀带来的恐怖效应，及革命志士杀身成仁带来的社会震动却给帝国麻木的神经触动不小。渐渐共和理念随着铁与血渗入社会民众信念当中。中国人素有梁山情节。慢慢也就开始同情革命了，从同情到支持到参加，历程并不遥远。
这里着重要说的是徐锡麟刺杀恩铭案，恩铭其人也算是满人中的干员，任安徽巡抚，大力推行新政，并大胆采用严复等新人，政绩里面，尤其于教育方面最为显著，创办了许多学堂。为人比较注重感情，所以对前上司俞廉三推荐的他的表侄徐锡麟十分信任和提携，结果反被其刺杀，临死前大喊“糊涂啊糊涂！” 徐锡麟革命勇气可嘉但枪法实在不怎么样，打恩铭六枪没有打死，还是另一个革命党人陈伯平打的一枪才致命。后来审讯徐锡麟，藩司冯煦愤问“抚台是你的恩师，你怎的这么没有心肝？” 徐锡麟答 ：“恩铭对我的确好，但那是私惠。而我杀他，是为天下的公愤。”是不是公愤且说，但革命党人“大义灭亲”的势头赫然如现，叫今天的思维去想，至亲至信之人尤可杀之，况天下不相识其他所谓敌人。中国人内斗，兄弟相残一节在接下来的时间接连不断。逝者如斯，是该反省这一个“杀心”究竟从何而起了。随便说下，是徐锡麟之弟徐柱被捕交代出了秋瑾。
革命党人的暗杀习惯并没有随着满清灭亡而收手，而愈演愈烈，暗杀成了民国的习惯，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暗杀成了消灭政敌最直接的方式，不但如此，更恶劣的是，彼时新闻发达，暗杀完人还要栽赃他人以操控舆论。今天史料新出不少，许多以为已成铁案的再被翻开，由此发现真正是没有人干净了。陈其美密令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因为陶成章批评孙中山，多年后蒋日记披露道：“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为孙中山辩解。后陈其美亦被暗杀。说是由袁世凯指使，由张宗昌找陈的随员所为。姑妄听之吧。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案今天看也颇费思量，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二次革命由此而发，中国人已不为政见费口舌了而直接见于武力。那一边西南军阀陆荣廷的儿子据说也是被袁世凯毒杀了，历史的荒唐就在这里，杀一个人以为平事端，结果而引起更多人被杀。或者事情其实恰恰是反的，杀一个人就是为了搞起事端，而有些人正好火中取粟。所以我们很是纳闷袁世凯一世枭雄，不应该这么短视啊。
暗杀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暗杀邓铿，孙中山和陈炯明干了一仗并打跑了陈炯明。陈炯明的儿子现在翻案说，这个事该是孙中山干的。所以也是姑妄听之吧。接着廖仲恺被刺，胡汉民涉嫌，讨到便宜是资历当时并不算老的蒋介石。由暗杀扩到阴谋，由杀一个人扩到屠杀。其实是很轻易过度，民国的初期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戾气当中，接着中山舰事件、上海四一二清党。与之相对的是之前湖南等地农运清算，清党后的军事起义。党争变成了军事全面对抗。至于老军阀之间的刀光剑影已形成司空见惯。整个国家，屠杀变成常态，暗杀也多不胜数。从杀政要到民间复仇（如施剑翘刺孙传芳）。甚至形成如王亚樵这样的具有“暗杀大王”名头的闻人。蒋介石亦被其刺杀，但不幸的结果是汪精卫替了这几枪。汪最终也因这旧枪伤而死。
比起这些暗杀更可为可怕的是政府暗杀。这局实在失尽民心，如刺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李、闻案据说为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主使，意在邀功于蒋。却不知道，坏掉的是整个政府的信誉。国民党失国退至台湾，尤还发生刺杀江南案。实在是劣行。如今民进党陈水扁选举的那两个子弹。很得国民党传统之神韵啊。与之比较，共产党早期尤还组织锄奸队，如杀顾顺章。但整体来说，并不擅此道，或者说，其实有比暗杀更有效的方式。这个，我们知道就不说了。
刺杀是省便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但背后是对生命的绝对轻视。这个行为放在今天是恐怖主义，而另一个层面，则是面对问题所呈现出心智的怯弱和拙劣。是的，这个问题我讲的有点绝对了，但最近美国发生谋杀堕胎医生的事情，美国总统奥巴马是怎么说的，他说：无论美国在解决像堕胎这类棘手问题上的分歧有多大，都不应该用这样凶残的暴力手段解决。
一直以来，我们的是非观教育是有问题的，从小我们对于影视作品中的正反派人物结局，所关心的往往只是“他死掉没有”。我们对于生命是轻视的。民国暗杀之多，以至整个民国行政陷入一个下作、残酷的流血循环当中。所以上节我赞许晚清肃亲王保全一样搞刺杀的汪精卫一事。当暴厌充斥心头，失去了从容和理智，那一份原谅之心将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十一、近代中国契约精神的缺失
中国乱的时候，有些士大夫们未必去关注人民的颠簸流离，哀鸿遍野。对他们来说，现实的问题除了切身之痛总还是等而下之。而 “礼崩乐坏”， 精神世界的全面塌陷才是他们致命所在。时代终归翻天覆地，有些人追随旧时代以身殉之。更多人随波逐流，能有一丝机会还是要抓住的。所以道德要求不了人们许多。失德而成功的人比比皆是。中国每个时代的谢幕，总是人性善恶的一次洗涤。但很难说坏的被洗掉好的会留下来。晚清民国的阶段，传统思想道德在混乱、迷失当中恰又与西方的思想碰撞一处。人们学着换一个方式看世界。但这一看，看了百年，至今也未必与世界同步，
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一件原也说不上多大的事情却闹的非常轰动。事情很简单，李鸿章的淮军在苏州城杀了献城的降军。杀俘在当时也不算大事。而真正使事情搞大的是，与淮军的合作的洋枪队首领戈登对此大为不满。甚至有要火并的意思（梁启超著《李鸿章传》记载：戈登闻鸿章之食言也，大怒，欲杀鸿章以偿其罪，自携短铳以觅之。鸿章避之，不敢归营）。是什么让戈登不满，原来，此前因太平天国败象已显，守苏州城一干将领当中如郜永宽、汪安均、周文嘉等人，眼见得大势已去，都打算投降。于是郜云官等密约淮军将领程学启（也是太平天国降将）、戈登在洋澄湖边见面，商议投降事宜。商议出两个结果：一、献城；二、“生擒忠逆或斩慕逆首级来献” （郜永宽不忍加害李秀成，只答应杀慕王谭绍洸。李秀成后来也察觉不对，提前跑掉了）。并由戈登居间做保。
结果苏州主将慕王谭绍洸如约被杀，苏州城也如期献出来，没有想到程学启进了城后，一句“诚恐复生他变，不如立断当机”。登时将这些叛将全部给干掉了。（计杀纳王郜云官、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佳、天将军范起发、天将军张大洲、天将军汪环武、天将军汪有为及部署千余人）。郜永宽的叔叔挈带全家逃到戈登驻地，跪求庇护；郜永宽的幼子哭诉父亲被砍了头！戈登才知道发生此等之变，自然大怒。
杀降有许多现实考虑。比如太平军有十万多人，安顿不好恐生大变。所以程学启与李鸿章事先密谋，李也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三昼夜，不能决”但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只是戈登反应如此厉害，怕是李鸿章事先未能预料的，后来李做了许多工作，才算把此事平息下来。
戈登加入洋枪队之前，是个英国军官。这个事情对于戈登来说，非常违背西方传统的契约精神。所以他感到严重破坏了自己的信誉，如何不怒。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失信事件。失信！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并没什么了不起。所以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近代东西方理念冲突的例子。只是当时中国人并没有在其中意识到什么。此等事例，日后在中国层出不穷。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五常，是中国人对自己最传统的道德要求。其中的“信”，字面解释“人言也”。上古时候，人用语言表达事物和状态，经验和技能也靠言传身教。所以应无欺骗。但儒家的学问往往只是中国人的表面文章。于是“仁义礼智信”成为站立在崇高道德的自我约束。事情一旦崇高就不是人人可以为之的。守信是种美德，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甚至在春秋时候，就开始嘲笑守信仁义的迂阔。如宋襄公的故事。所以中国的人真正研究和欣赏的是在信下面的权变。这是个学问叫做“权术”。一部《三国演义》将中国人的阴谋诡计表露无遗。中国历史上但凡胜利者从来没有不善于权术的，而道德完人要么是失败者，要么无所作为。
契约精神按我找到的解释是“一种相互妥协、满足对方要求进而满足自我要求的精神。契约的达成意味着当事人自我意志的限制与约束，意味着彼此间的忍让与妥协。这种妥协精神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体现了当事人的独立与平等，所有的让步与妥协都是在平等基础上，由当事人的独立意志作出的；其次，突出了当事人之间的协商与互利，契约当事人无法把对方仅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必须把对方当做与自己同质的主体，通过协商与让步，使对方得到某种利益，从而换取对方作出同样的让步行为来满足自身。最后，强调了规则的治理，妥协是理性人之间的一种利益让步，须有一套外在的规则予以约束。”简单的说，就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公序良俗。这与道德没有关系，因为有违契约就会被契约惩罚。是约束他人同时也自我约束的对等方式。所以，在此基础上，民众易于被灌输也便于行为，久之也会形成良好社会的稳定秩序。但契约精神非一朝一夕可以具备，契约精神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反之就比如近日的伊朗大选，选举不公已有违契约精神，但抗拒不公便使民主政治变成街头政治，则是对契约精神的更大违背。
曾国藩曾训斥李鸿章“凡事总归一个诚字”，晚清时候，历千年未有之变局，问题累累，前所未有。列强环伺，压迫深重，跟豺狼虎豹打交道却也非一个“诚”字能解决的。李鸿章、袁世凯都是一等一的权术高手，勉为其难，也不曾将中国搞好，或可理解。但民国以后，欣欣气象还没开始，一众人等就互不施信，彼此拆台，尔虞我诈、背信弃义。乃至刀兵相见。就十分可惜了。老舍的《茶馆》表达了且不如满清的感慨。
清帝逊位，虽属无奈，但诏书也分明写道“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意思是你们既然要共和，那我皇帝不做了就给你们共和吧。”结果3年不到，袁世凯复辟做了皇帝，这事，与全国人民来说，是复辟，是开历史倒车，对清室来说，这就是违约。也罢，2年后，在张勋帮助下，宣统也复辟了一次。张勋复辟，与众军阀结盟共进，结果众军阀不仅失约，还反手打将过来。后来无信成了习惯，就屡见不鲜了。
《清帝退位后优待之条件》也写了非常明白，但也就12年，冯玉祥逼宫，将逊帝赶了出来。举国只有留美归来的胡适博士抗议，说这有违契约精神。但遭到爱国学生的痛斥。近百年，爱国变成一种盲目的顽疾。以为只要爱国就可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傅仪给日本人拉了过去，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这不能说不是对中国的一个打击。
契约精神也并非旧官僚如袁世凯等缺乏，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做的事情也总不大地道。比如南北和议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但为了栓住袁世凯，定《临时约法》两条，一要袁世凯来南京，一将总统制改成内阁制。结果两条执行不成。（内阁制倒是搞了起来，搞的结果确是残不忍睹的乱局）。知不为而为之，是天真是愚蠢。自己做总统制却要别人内阁制就是不平等了。共和来自不易，但孙等却没有足够心胸和冷静。宋教仁、大借款案后轻开战衅。结果造成“二次革命”一塌糊涂的失败。这且不重要，重要的是，袁世凯私欲大涨，得寸进尺。而国民党人也枕戈待旦。刻不相容。接下来，中国想平静也平静不下来了。
不过历史也算公平，袁世凯事事争先，欲壑难填。所以成了乱局的总负责，做了历史罪人。孙中山屡战屡败，锲而不舍，出师未捷身先死。倒也成就一代伟人。
十二、再谈近代中国契约精神的缺失
我们总说晚清腐朽，但即使这样的一个即将灭亡的时代也一直致力于自救的努力当中， 比如最后的一次努力是迫于社会革新的要求，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当时推进无论力度还是速度都可谓雷厉风行雷霆万钧。
1905年10月，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次年，五大臣归国，拟出立宪方案。9月1日，朝廷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说明立宪原则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宣布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了解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宣布之日，让一直推动此事的立宪派“奔走相庆，破涕为笑”。举国更是“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贺。”可见民众之热切之期待
1908年8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23条。1909年3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10月，资政院在北京成立，亦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清政府将预备立宪期9年改为5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先成立内阁。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所订内阁官制，组成新内阁，
本来顺乎民意，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内阁名单公布以后，登时给这些热切中的民众兜头一盆冷水。原来给内阁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四名，蒙古旗人一名，满族八名，其中皇族又占五人，时人讥为“皇族内阁”。革新还是变成了自家游戏，立宪和独裁没有区别，权和政一样没放，民众岂不哗然。当时立宪派如汤寿潜等还联名致电摄政王，要求改组，却遭到拒绝。这以后，立宪派化身革命党，那个已经让人民已经失去幻想的第一次国会还没有开，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赶快推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象征性的收缩皇权，已无人相信。
此时，还有一个人一直冷冷旁观，并不做声。他就是离京城不远的安阳洹上村赋闲的袁世凯，本来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清朝廷的权力中枢也算是一等一的大臣。却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登天后，被摄政的醇亲王载沣一捋到底，解除了袁所有职务，并令其“回籍养疴”。而且开始还想杀了袁，在张之洞的劝说下才保留一命。醇亲王是光绪之弟，据说是因恨戊戌年袁世凯出卖光绪而要搞他。但我觉得更大可能是袁世凯据有北洋，且因是施新政颇孚民望。就想学咸丰死后慈禧太后搞掉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故事。可惜载沣年轻，也没有慈禧那样的本事和手段，把袁搞走并不得人心，且国政搞的也很不怎么样。
对于袁世凯来说，无缘无故，遭此大辱。怎么能没有想法，即使原来是个忠臣孝子，现在也就怀上了一个愤恨的心。所以说不是每个人开始都有野心，当然我觉得那时候的袁世凯也未必有篡夺天下的心气（保命已不容易了），但时局一乱，象袁世凯这样的枭雄，心思又难免不活泛起来，且随着变化的深入想法也越来越大。
武昌起义后，各地跟着独立不断，皇族们手足无措，这才又想起了袁世凯（即有袁下面运作的结果，也说明载沣等人的政治不成熟）。于是通过一个讨价还价后，把抓住大价钱的袁请出了山。重回政局，袁世凯已然不是当初的忠臣干臣了。他得为自己做点事情。于是狐假虎威，首鼠两端，利用两边力量互相打压，把两边都实实在在唬住了，最终获得自己的政治利益最大化。清帝逊位，孙中山也辞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荣登大位，修成浮光掠影的那几年正果。
清廷失信民众，民众以革命待之。
清廷失信袁大人，袁大人以篡位待之。
按传统的说法，叫做天道循环，按西方的价值观理解，就是你违背了契约精神，所以你就要被惩罚。但这个道理并没有在我国人的心目确立起来，纵观有信史以来的3000年至今，失信的事情层出不穷，虽也做取信之事，但凤毛麟角，且失信后再取信，困难重重。比如今天许多之事，有时候官方处理也未必不客观不真实，但就是叫人不相信，还不是以前许多事件信息公开不及时，解决方案过于粗糙。对付舆论又不够诚恳，对付民众总一个简单粗暴的“不明真相”。或矫正过枉，民情激愤之下，迁就舆论，不免叫人担心带来的另一个负面后果就是影响到处置公正。量变转为质变。当人们相信谣言胜过政府公告的时候，社会显然是有问题了。
再说回契约精神，这个东西没有在我国产生的一个大原因是，契约精神应产生于商品交易发达的社会，比如古希腊那样海上贸易成熟的国家。有交换才有契约，有契约才会守约。而我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商品交易贫乏。人民物欲不强烈，所产生的也就是叫你克制的道德。就是两千年一直做统治工具维系社会稳定的儒学。
我看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得出一个想法，就是儒家的政治是驯服的政治，是由上及下的一个治理过程。儒家的社会也是一个驯服被动的社会，充满等级观而没有平等意识。比如古代称皇帝直接就是一个“上”字，称官员为“大人”，（当然等级观以培养我们民族的谦虚，比如草民自谦“小人”“在下”妻子孩子则为“拙荆”“犬子”）。我以前说过中国人没有精神信仰，但无限崇拜权利至上者。既然是崇拜，就有必要将权利至上者塑造成道德完人。这也是克林顿出丑闻美国人继续让他当总统，而我国要打倒某个领导，必先找其下三路的问题。所谓在道德上打倒。但很显然，这是农业社会物资匮乏时期的政治理念。
我觉得政治家不该是道德家，出于宣传需要你把他包装成道德家但也无妨，但如果他要真是一个道德家，可能会坏事。道光皇帝是个非常朴素的皇帝，节约到苛刻的程度，要以道德评论，很难对他有什么指摘。但就这个皇帝任内，打败了鸦片战争（至于战争的导火索——销禁鸦片，究其原因就是大量白银外流触动了他那颗节约的心），签了《南京条约》，开始了丧权辱国的中国近代史。《清史稿》的总结呈词还给他留面子“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有德无能还不一样是天下的大不幸。所以政治家一定是能干的人，什么人能干，简单说，做生意的。你还别不服气。当然换说法即“有契约精神的人”。也许大家更能接受点。
做政治必须要有一个计较的心，要合作要妥协要沟通要承上启下要左右逢源，最重要的还是要守信和坚韧。该君子的时候君子，该小人的时候小人，一切放在台面。受得万众的欢呼，也挨的住民众的辱骂。试想一个把官做成了老爷的人，能受得了这个吗。中国的社会必然要放弃等级观念，因为平等这才是社会的进步，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中国三千年没有出现过一个华盛顿。但出了一个范蠡。范蠡“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激流勇退。辞相经商，积资巨万，称“陶朱公”。但中国社会是怎么理解这个人，只是赞扬他规避“鸟己散，良弓藏；狡兔尽，犬就烹”的政治风险。是的，这是中国社会政治也罢，职场也罢的最大风险。但这个智慧无益于发展生产力。而且可悲。
我们要让当权者知道进退，并非因为道德和触觉。而应该是制度。我们也需要一个精神，让领袖象华盛顿一样不迷恋权场。当然这就是契约精神。象一个真正的公共公司一样，经理人与上为全体股东创造利益，与下为全体员工争取发展，与外和业务单位平等互利，当然他也因此获取报酬。而不是贪污做假帐，欺上瞒下，去糊弄股东，劣待员工，商业欺诈。甚至欺瞒不成，派两个打手去打人一顿。平和的面对彼此，积极的处理问题，公正公开。这是契约精神。
晚清后，民国也做了许多宪政尝试，袁世凯弄权，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把自己套在临时约法里面的，他做修改的尝试，他未必没有向善的愿望。民国立国于前清积弱不堪的烂摊子里，内忧外患，国破民穷。今天人们想，开明专制也未尝不好，决策于一处，少讨论，大建设。或如蒋介石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做一个较长期的民主规划。（这里要感叹中国人非常局限于眼前小利。做事求速达而不计后果，且绝少一个长期规划。也许是长期农业社会培养下的小农眼光局限吧），可惜，民国初建，人们民主欲望太切，政治家们过于年轻，血气方刚，只晓得争取不晓得妥协，多留洋回来，对中国社会了解不透，目标远大不切实际。且武人势大，旧势力盘根复杂。读历史的时候，还可感受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样热血的政治家的铮铮之青，但放在大历史看，又何尝不是影响民主发展的一个被动因素呢。
更可惜被当时国人寄于厚望的袁大总统误入岐途，没有做成华盛顿，而是做了王莽。
中国不幸！